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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不知凡几，但真正能报复到他的也寥寥无几。可是如今世道人事换了一套秩序，祖珽这样的小人趁势而起，这就让他始料未及了。

    在听完赵彦深的讲述后，司马消难便也叹息道：“世事无常，谁能从容料定？祖某人今来寻衅，想要对赵公肆意加害，我自不允！但今东西形势初定，人事也难免会再起波澜，这一番旧怨沾惹上身，长安对赵公而言已经成了是非之地，还是尽早抽身离去更为稳妥啊！”

    赵彦深闻言后便点了点头，他也听出司马消难虽然也愿意庇护自己，但同时又不希望招惹麻烦，所以劝他尽快离开长安。而他也的确是有此意，本身长安这里就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人事，趁此机会远离是非、返回晋阳也不失为谋身之计。

    且不说司马消难与赵彦深的商议，祖珽在等了两天时间后都不见赵彦深登门送礼，便又向相熟之人打听一番，才得知赵彦深竟然已经和家人们一起悄悄离开了长安。

    得知这一情况后，祖珽自是大为羞恼，不只有敲诈落空的恼怒，更有被人无视的羞愤，于是他便返回家中，伏案大做文章。

    祖珽固然没有什么权柄去随意制裁别人，但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完全没有办法拿捏赵彦深。他生性机巧且颇擅文辞，所以虽然品行不佳但在东魏北齐也颇历亲信之职，在天保年间便曾一度入直中书省，从而也知晓一些齐廷人事机要。

    这些人事讯息随着时过境迁已经丧失了时效性，但经过祖珽一番罗织编排、巧妙运用，对赵彦深这些北齐遗民仍然具有一定的威胁性。

    很快，祖珽便凭着自己的记忆加上一些杜撰，写成了一篇揭露赵彦深等几名原北齐重臣的罪状书，包括但不限于他们旧年在齐廷所进献各种针对西朝的计策和侮辱性的称谓。

    诸如齐廷一度有要毁坏挖掘陇西李氏河洛祖茔以作压胜之术的商议，但是因为陇西李氏祖坟先一步迁走而没能施行，只在邺城周边毁了一些李氏疏族的坟墓，此事何人进计已不可查，如今祖珽就拿来直接按在了赵彦深的头上。反正赵彦深一直都是高氏父子心腹，谁知道他们暗室密谋的内容有没有涉及到这一桩。

    除此之外，对于司马消难他也不打算放过。之前登门造访时，司马消难那府邸宏大气派也给了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今其人又包庇纵容赵彦深逃离长安以躲避自己的敲诈，于是祖珽便也搂草打兔子的告上一状。

    待这状词写完之后，祖珽便又抄了好几份，准备投往不同的地方去。他虽功士入朝，得授散官和爵位，但并无常职，也没有入朝面圣的资格，本身是没有渠道上达天听的，于是只能用广而告之的笨方法，一份投往京兆府、一份投往御史家，并且打算在皇城外投往大臣车上。

    他本就擅长钻营，在一些关东时流还不清楚长安朝廷各衙署地位闲剧高低的时候，他已经将朝廷构架摸清楚了。等到门下省黄门侍郎王松年乘车入署办公的时候，祖珽便从皇城外冲出来，将自己所写卷宗投于王松年车上。

    王松年在车上将卷宗内容略加浏览，脸色便不由得一变，一边着员去将投书之人引入门下省暂且看管起来，自己则匆匆返回省中，将这卷宗呈于两位侍中并诸同僚传阅一番，众人都觉得应当慎重对待，于是当即便决定吩咐有司将涉事人等全都控制起来，待到查验真伪之后再奏报至尊。

    接下来，司马消难的府邸便被控制起来，而离开长安后便一路向东的赵彦深一家，也在同州境内被捕押回京。其他一应所涉人员，只要如今身在关中者，也都陆续受到了控制。

    门下省本身并没有刑讯审问的厅堂，这相关人员陆续归案之后，便都转入到御史台中。因为此事并非寻常的刑事案件，因此不必会同刑部与大理寺，门下省与御史台便可展开鞫问。

    祖珽所习惯的是北齐那种动辄倾轧诬蔑的政治氛围，对于司法流程则就比较陌生。倒也并不是北齐没有相关的司法机构与流程，只是无论从上到下对于程序上的事情都懒于遵守，相对于规章制度，他们更乐意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自己权力范围内简化流程。

    皇帝可以肆意的刑赏大臣，大臣彼此间可以不负责任的攻击诬蔑，哪怕是宰相眼珠子都被砸出来，也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