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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强以升斗之器衡量丰沛才力，而是希望能够毕见诸位才情意趣，如此才可分别取授，以期人事契合、相得益彰。

    卢中书、祖祀部并非俱以才长而居上，皆因得遇于事，遂得入此相助诸位声闻天阙、才达天听。诸位若因此喉舌欠巧、于事未能尽用，亦可诉于有司。除此之外，不必更作别思，唯将各自瑰丽才器尽露即可！”

    听到崔瞻这么说，众人各自也都面露讪讪之态，收起了心里那点文人相轻的小心思，各自调整心态，开始认真准备之后的贡试。

    一个政权的灭亡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很难通过只言片语去讲论清楚，祖珽本身才学不俗，加上阅历丰富，所以才能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论述和提纲挈领的总结。

    但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未必就是因为他们才学就逊于祖珽，而是在一些问题上本身就欠缺足够的认知。就比如高澄遇刺那样的高层机密事件，祖珽乃是为数不多的知情人，但其他人甚至就连高澄的儿子都是要事后等通知，讲到北齐高层人事所存在的弊病，更是无从讲起。

    很多事情，本身并不能深入的了解，但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却又避不开，那就只能将之进行标签化，然后再措辞激烈的进行褒扬或诋毁，用一种比较狂热的态度去代替对事情本身的考证。他都已经这么急了，事情必然是真的，这是很多看客比较普遍的心理。

    祖珽固然可以凭着自身的经历见闻去从容议论臧否北齐上层人事弊病，但其他沉沦下僚或者干脆隐居不仕之人却没有这样的便利。

    而今祖珽一篇范文摆在面前，并且已经着重点明了主昏臣佞是齐氏大弊，众人除非能够提出更加强有力的观点，否则也就只能在祖珽文章的窠臼中进行论述。但是在论据本身未足充分的情况下，想要在祖珽文章基础上有所超越，那就只能用更加激烈和极端的态度与措辞。

    在这种思路之下，一众河北时流的相关文章也都陆续出炉。河北向来才流济济，经史文学俱有可观，关中政权在南下攻灭江陵之前远难与之相提并论。而今当一众才士都围绕着一个命题进行探讨撰文的时候，一时间也都名篇频出。

    诸如同样才名极盛的李德林便专门著文写了一番北齐的吏治与酷吏问题，以崔暹为代表的东魏北齐酷吏们自诩清正、执法严猛，实则本身却并不能左右上意、裁断公允，于是每有察治鲜卑勋贵时，众勋贵往往得到宽纵豁免，察治汉臣的时候则就吹毛求疵，使人战战兢兢，为求自保不得不趋炎附势。

    这篇文章说的多多少少有欠公允，东魏北齐任用酷吏以制裁朝士，主要原因自然还在于高欢父子们的双标。李德林此文却将责任归咎于崔暹等执法官，认为他们如果不能左右上意那就不该那样执法严猛，从而沦为打压异己的工具。

    但这一番看法却获得了高仲密和司马消难的认同支持，要不就说这两人可谓难兄难弟，高仲密西投便有很大原因是与崔暹之间的矛盾而遭到崔暹的针对，司马消难同样也是遭受时任御史中丞的毕义云所逼辱威吓，所以最终才决定西投。

    归根到底，还是东魏北齐的监察权任性滥用，故而对于吏治的纠正改善效果不佳，但是对于排除异己却效果出众，东西之间几次大事件都是由此所引发。

    “崔暹确是河北大佞，若非此徒不能审时度势，将我逼逐他方，若使我仍留于河北，晋阳一众悍将安敢肆意凌辱我河北士流！”

    高仲密如今虽然风光无比，但想到当年遭受崔暹的刁难也是恼恨不已，直将李德林引为知己，亲在府中加以款待，席中更是连连感叹道。

    但真正有攻击力的还是薛道衡一篇察奸文，通篇矛头直指崔季舒，直言崔季舒乃是时之大佞，因得宠霸府而殴打君王，又因畏惧强贼而加害府主。

    高澄无上下之别、君臣之义，喝令崔季舒殴打东魏主，故有来日恶奴杀己之祸。崔季舒当时不以力谏，反而悍然执行此命，可知其体壮胆怯，来日自匿厕中、任由府主被砍杀于外也是其本性使然。

    薛道衡这一篇时文面世之后，顿时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崔季舒殴帝三拳，在后世也只是一个乐子人们玩的一个梗，但是在当下来说，却是对君王的权威尊严十足的冒犯与践踏。

    这一点无关乎大唐承不承认东魏的法理性，别说孝静帝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就写“